案例22 主教抨击企业迁离纽约市

1976 年的复活节主日，美国纽约市圣公会主教保罗 ．摩尔（Very Reverend Paul Moore, Jr. ）在圣若望大教堂的复活节布道中，对当时纷纷从纽约市搬迁到郊区的公司企业提出抨击。他说：「企业高层有留在城里的社会及道德责任，好为那些弱势的黑人、波多黎各人维持就业机会。虽然郊区有许多优点，但这样做是反社会、未能尽到基督徒的义务，而且会直接加深纽约市的危机，也让那些无法离开的人过得更苦。」由于时值纽约市遭遇严重的预算危机，这场布道引来不小轰动，成为各大报章的头版，纽约市政坛、金融界及各界领袖也给予热烈掌声。但就算是主教本人，大概也不会期待这番布道有太大作用；而果不其然，几天后大家就淡忘了。

然而布道确实对一个人起了很大作用，就是艾伯特 ．索罗（Albert Theroux） 。艾伯特是土生土长的纽约人，家族五代世居于此，他一直都是圣公会信徒，而他几周前才决定要把公司搬离纽约市，迁到靠近康乃狄克州边界的威彻斯特郡郊区。虽然他的事业伙伴及员工这些年来都希望促成此事，但他一直抗拒这么做，而除了他本人不想搬离纽约市之外，还有其他原因。他无法想象自己在别的地方生活，而且他讨厌通勤，以他将近 60 岁的年龄，通勤只会变得愈来愈麻烦。索罗太太（他的第二任配偶，在他第一任太太死后再娶）是纽约市的地方法院法官，她当然得继续住在纽约市区内。艾伯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军官退役，创办了「索罗、布鲁斯通与罗斯公司」（Theroux, Bluestone & Ross） ，将之打造为世界顶尖的工程顾问公司，员工超过 2,000人，而且公司才刚在 1966 年迁到曼哈顿岛的现址。艾伯特亲自设计了办公室的格局，他喜欢这幢大楼一览无遗的景观，特别是在明朗的日子，从办公室可以俯瞰整个纽约湾，从桑迪胡克、华盛顿大桥到三区大桥，景色尽收眼底。视野中最赏心悦目的就是韦拉札诺海峡大桥（Verrazzano Narrows Bridge） ，这座桥的大部分工程设计都是由艾伯特亲力亲为，他将之视为毕生的心血结晶，也是世上最美丽的景观；他对这座桥的热爱，甚至超过爱自己的三个子女。

但是渐渐地，艾伯特被迫开始接受他得要迁离钟爱的办公室，离开纽约市。事情变得愈来愈清楚，若不走上这一条路，他的公司可能会难以为继。他的客户大多已搬走，而公司的员工，现在都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开车去这些客户位于郊区的办公室，而不是待在自己办公室的制图桌前。招募新员工也变得困难，不管是工程师、祕书、会计师或接待人员。公司的工作常常得做到很晚，但愈来愈多员工拒绝在下午五点后继续工作，虽然公司提供了保全服务，并安排出租车送他们回家。有三位跟他最久、最亲近的同事（其中一人还是公司合伙人，艾伯特原本想栽培他为自己的接班人）在 1973 年离开公司，在康乃狄克州费尔法克斯自行开业，而且很快就拿到了利润诱人的奇异公司案子，这是艾伯特多年来一直在开发的案子。当艾伯特质问这三人为何要离开，他们说：「只有一个原因，就是纽约市。只要你搬到郊区，我们马上就重回公司。」

然而艾伯特还是持续抗拒，直到摩尔主教复活节布道的前几个月，发生了一件惨剧：两名公司女员工下班得晚，离开公司后，被两名蒙面男子持枪劫持上车，遭到劫财劫色、拳打脚踢。其中一名女员工是艾伯特的资深成本估算师，她现在还在住院，未来恐怕终身不良于行、离不开柺杖。她是艾伯特僱用的第二名员工，也是任何工程公司聘用的第一位黑人女性，此前她们都只能担任清洁工。虽然她只有高中学历，但后来成为公司最杰出的专业人士之一 。当艾伯特去探病时，她泪眼婆娑地请求他把公司总部迁出市区，她说：「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我们没有权利让其他女员工也冒着同样风险，我们有保护她们的责任。」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就连公司最忠贞的员工，也开始打算另谋他职，除非总部迁走。正因如此，就在艾伯特于圣若望大教堂聆听主教谴责企业主管将公司迁出纽约市的两周前，他才刚在公司的员工会议中宣布，公司已在纽约和康乃狄克州边界买下五英亩土地，并聘请了一家著名的建设公司，打算在 1978 年初迁离市区。

主教说的话深深触动了他，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将此事告知他的同事，重新考虑公司的决定。但当他星期一早上到了办公室，看到他的祕书泪眼汪汪，啜泣着说：「我们都很担心你会改变搬离这里的决定。我实在不想离开公司，我很喜欢与你共事，但我昨天不得不向我先生保证，如果公司不尽快搬走，我就会辞职。我先生说，每次我晚下班他就担心得要死，他不想再这样下去了。」然后就在午餐前，由 12 名资深员工组成的「工程师执委会」来找艾伯特，他们是由公司的工程师、制图师推选出来类似工会的管理团队。「我们是来告诉你，如果你改变心意不搬迁了，我们没人想继续留在公司。我们实在都厌倦了通勤，车厢又脏又破，从来都不准点；我们的家人都不想住在市区，这不是给妇女儿童住的地方。每次我们晚下班，就会担心被抢，但我们是专业人士，对工作很有责任感，不想耽误工作。还有，我们既要缴纽约州的税金，又要缴纽约市的税金，实在是吃不消了，而公司也没有能力支付我们高于行情的薪水，好让我们负担得起这么高的税金。我们员工今天早上很快进行了一次投票，结果祕书和接待人员比我们更想搬离这里，因为妇女在已经变成丛林的纽约市特别危险，而黑人妇女甚至比白人妇女更危险。我们实在不想这么做，但我们知道自己可以找到生路，事实上我们知道可以自己组成一家顾问公司，而且在六个月内就能招揽到足够的案子，让自己活下来。」接着，其中最资深的员工，一位最受敬重的设计工程师说：「请不要说『让我们再研究一下』，我们现在就要你坚定不移的保证，就是今天，否则我们只能被迫去找新的工作。」

艾伯特结结巴巴地说：「但是，摩尔主教所说的社会责任呢？我们对市区穷困的黑人和波多黎各人的责任呢？我们对他们没有亏欠吗？」那位设计工程师说：「艾伯特，我不会和主教争辩神学，再说我是无神论者。但是我觉得，主教忘了一件事：你身为主管必须对公司的人负起责任。作为纽约市的一位商界领袖，也许你对这个城市有责任，虽然我怀疑我们待在这里是否会对任何人有帮助。而且我觉得，这顶多也只是间接的责任 ─你真的对你毫无掌控、根本不具话语权的事负有责任吗？身为经理人，对我们自家员工，甚至对他们的家庭，安全、安心的责任─这不是首要的、直接的、无可回避的义务吗？再说，如果你决定留下来，对这个城市又有什么好处？到时你连公司都没了，你提供不了就业机会，也缴不了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