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业人的未来》一书中。德鲁克阐述他许多著作背后的一个根本性原则：现代公司是具有代表性的社会机构，而公司的管理层则是「工业体系中的决定性和代表性权力」。与此同时，为了发展出一个正常运作的社会模型，他还确立两个需要加以回答的主要问题：在这样的社会机构里，个人如何找到非经济性的地位和功能？是什么让现代工业公司背后的权力合法化？在德鲁克看来，极权主义或社会主义革命的唯一替代选项是健康的工业社会，而1942年唯一准备好发展这类社会的国家是美国。

在《公司的概念》一书中，德鲁克从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作为一个社会机构的角色来分析该公司，并为他早期的著作中提到的主要问题提供一些答案。他开始具体说明工业组织如何给个人提供非经济的意义，以及管理权力如何在美国社会获得合法地位。尽管该书有一部分专门谈论通用汽车的内部运作和结构，但其他两部分则强调公司与社会的关联。在这本书和《新社会》一书中。德鲁克主张，组织必须反映美国社会接受的价值观，尤其是对均等机会、个人地位和个人实现的承诺。如果一家公司未能反映中产阶级精英政治的「美国信念」，该机构将无法存活：

工业社会如果不能让其成员觉得，社会是合理的，也就是说，除非其成员能够看见，自己的工作和目的舆社会的模式和目的之间的关系，否则这个社会就无法运行，甚至无法幸存。(《新社会》，2022年博雅出版， p.82)

德鲁克认为这是通用汽车和其他大量生产机构的一个特别问题，在这些企业中，大多数工人鲜少有机会爬到比装备线工作还高的职位。德鲁克的解决方式之一是让工人在工厂社区里拥有一种公民感，让他们对工厂的决策拥有「创制和负责任的参与权利」。德鲁克的工业组织公民观念强调个人自主和尊重，而非经济平等。基本上，自我管理的工厂社区需要让工人有权对直接影响到他们的议题做出决定，这些议题包括健康和安全事项、福利管理、训练。

对追求一个由工业组织构成且又正常运作的社会的德鲁克来说，另一个或许更迫切的问题是如何合法化管理的权力和权威。虽然自我管理的工厂社区为个人参与和其在组织内部的地位提供一个管道，却消除不了等级制度：

像所有其他基于社会目的而协调人类努力的机构一样，公司必须按阶级划分。但是，从老板到清扫工，每个人都必须被视为整体企业成功不可或缺的一环。同时，大公司必须提供平等的升迁机会。(《公司的概念》，2021年博雅出版，p.197)

管理权威的问题不在于等级制度，而在于其本质。在德鲁克之前，美国企业的观察者包括阿道夫·伯利（Adolf Berle）和加徳纳·敏斯（Gardiner Means )，皆提到现代公司将权力从股东所有人（shareholder owner）转移到非所有人的管理者手上。有权力的人没有分享到和拥有公司的人一样的既得利益（vested interests )，因而可能做出与所有者最佳利益相冲突的决定。1940年代。德鲁克看出这个问题，明白一个由工业组织构成的正常运作的社会需要让「我们工业体系的统治和决定权力成为合法权力」。德鲁克设计出一些使管理权力合法化的策略，如第4章详细讨论的分权（decentralization )、适当的确认领导者和领导能力（参阅第6章）、将人性中比较具有破坏性的层面导入较不具伤害力的活动（参阅第5章）。

德鲁克写出他的代表作《管理：任务、责任、实务》(Management : Task , Responsibilities , Practice）后就清楚指出管理功能的更广泛目的。管理的目的不仅是让组织有效地运作，也要确保有一个由管理良好的组织所构成的正常运作的社会。杜拉在该书前言中明白说出这个更大的目的：

我们的社会居然在令人不可思议的短短50年间，变成一个由各类机构组成的社会，成为一个多元（pluralist）社会，其中每一个主要的社会任务都交由大型组织来负责……在这个由各类机构组成的多元社会里，如果机构没有以负责任的自主方式履行职责，我们就不会拥有个人主义，也不会有一个让人有机会实现自我的社会。我们反而会对自身严加管制，没人能拥有自主权……专制统治是强大、有绩效的自主机构的唯一选择……有绩效的、负责任的管理则是对抗和替代极权专制的唯一选择。(《管理：任务、责任、实务》)

对德鲁克来说。管理的主要目的就是保护个人的自由和机会。这是一个相当大的目标，却也是德鲁克所构想的正常运作的社会以及管理作为博雅技艺的一个关键组成。到了1980年代，德鲁克意识到，企业不会是人们获得公民感和社会中非经济性地位的唯一来源。在他1990年后和稍晚的著作中，许多内容都强调。非营利组织或社会部门（social sector）具有为个人提供地位和意义的角色。

德鲁克秉持的信念是，个人只有透过大型组织中的成员身分才能找到意义和目的，而非营利组织或社会部门也包括在内。德鲁克并没有从经济角度来定义这种意义和目的。而是着眼于社会地位、接受度、贡献。由此来看，任何一个人，不管他是教导一班学生、监督新药的研究、组织募款活动的义工、或是组织博物馆展出活动，他都是在实践某种形式的管理。他们每一个都受雇于（或自愿服务）大型组织，涉及管理其他人的活动、与外部组织或个人互动、负责了解自己组织的更大目的和目标，以及自己的特定活动如何对这些目的或目标产生贡献。

在德鲁克看来，管理必须聚焦于人和人对社会地位及意义的需求。这种方法需要在成果和绩效外考虑到人性问题，以及权力、权威、道德、伦理等议题，甚至要考虑精神和神学问题。

本章讨论的几位人物，在思想上影响到德鲁克所构想的由现代机构组成的道德社会，他们是：齐克果（Soren Kierkegaard )、费德里希·史塔尔（Friedrich Julius Stahl )、约瑟夫·冯·拉多维兹（Joseph von Radowitz )、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 )、艾德蒙·伯克（Edmund Burke )、约瑟夫·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 )、艾尔弗雷德·史隆(Alfred Sloan )。接下来几章将接着介绍许多其他的思想家对德鲁克著作的影响，他在处理管理社会机构的特定层面时受到这些人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