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鲁克的使命：

由机构所组成的正常运作的社会

管理一词经常被联想成只与私人企业有关。许多人以为德鲁克只是一个商业管理作家，而他的唯一客户就是企业的主管。事实上，德鲁克有着更大的使命，范围涵盖了人的本性、善与恶、存在的意义等问题。德鲁克著作中的哲学、神学、以及道德成分经常被忽略，尽管他自己经常提到这些内容的存在：

管理总是在一个机构中并且是为了该机构而存在、运作与实践。而这种机构是由人所组成的社区，靠某种连结维系在一起。这种连结是仅次家人间连结以外的最重要人际间的连结，亦即工作上的连结。而正是因为管理的对象是一个有着共同目标、透过工作上连结维系在一起的人类群体，管理因而总是在处理人性，正如我们有实际经验的人学到的那样，管理也处理善与恶。我当管理顾问时学到的神学知识比教宗教时学到的还多。

德鲁克认为，由于人一直是管理的主体，管理的实践必须致力于创造并维持一个健康的组织，让人能在其中找到存在的意义。也因为管理是与人打交道的，因此德鲁克相信管理者不仅必须要有处理效率和获利力（profitability）问题的能力，还要能处理涵盖面更大、更具有哲学意味的道德、精神性、情感健康、尊严等问题。

德鲁克以人为中心的管理观点部分源自于自己的家庭背景。1909年生于维也纳的德鲁克成长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阿道夫（Adolph）是个政府官员暨经济学家。他的母亲卡洛琳(Caroline）是个研读医药，且有天分的音乐家。德鲁克家中经常有作曲家、经济学家、哲学家、诗人、或其他知识分子来做客。德鲁克18岁时移居到汉堡，随后在法兰克福大学研读国际法，同时也以证券分析师身分工作。1929年，他在《法兰克福纪事报》(Frankfurter General-Anzeiger）担任金融作家，之后更成为政治、外交、经济新闻的编辑。1933年纳粹掌权后，德鲁克前往伦敦，在一家银行担任经济学者。他后来又成为数家英国报社的驻外记者，1937年移民美国后展开写作生涯，成为一名非常成功的作家。

1939年。德鲁克出版《经济人的终结》(The End of Economic Man）一书，他在书中试着解释纳粹极权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下的俄国）的兴起。德鲁克主张极权主义是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未能实现经济平等承诺的结果。他描述这样一个情况：这些社会完全相信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也相信这些意识形态提供经济平等和自由的能力。不过，一次大战后西欧的高通膨和高失业率显示，这两种「世俗信条」(secular creeds)（德鲁克如此称呼）都无法解决德国和其他国家面临的严重问题。「经济人」(Economic man）的概念，即透过物质成功（资本主义）或经济平等（马克思主义）方面的承诺来定义人的价值,已不再具有相关性。结果，「绝望的群众只好求助于保证会让不可能变成可能的魔术师」。当理性的制度失效时,非理性的承诺就开始为有意义的存在带来一丝希望。欧洲就这样重新相信独裁统治：德国的希特勒、俄国的斯大林、意大利的墨索里尼。「英雄人」(Heroic Man）取代了「经济人」，这种新的「人」特色是「有着自我牺牲的准备、懂得自我训练、自我克制，并拥有“平等精神”。而这些特性都与他的经济地位无关。」

德鲁克总结说，要避免诸如极权主义这类非理性的解决方式，唯一的方法就是创造一个以自由和平等为基础，但又不是仅从经济角度来界定的，能发挥功能的社会，但：

从经济人社会废墟上出现的新社会，将会再度力求实现自由和平等。虽然我们还不知道哪个领域会是未来社会秩序中的基本架构，但我们知道，那不会是经济领域，因为它已经起不了作用。也就是说，新秩序将能实现经济上的平等。毕竟，如果每一种凭借基督教基础而建立的欧洲秩序都力求实现自由舆平等，它也会力求让自由与平等在那个作为社会基本架构的领域中实现。自由与平等无法实现，只能作为对那个领域的承诺。……只有当经济平等不再被视为社会最重要的事情，而新领域中的自由平等也成为新秩序的承诺时，经济平等才可能实现。(《经济人的终结》，2020年博雅出版， p.245)

虽然德鲁克描述了仅仅从经济角度来定义人的存在所具有的局限，但他尚未能发现一个构成自由和平等的有效来源的新「领域」。逐渐地，德鲁克开始确定现代工业公司是个人意义和社会地位的潜在来源。在他1942年出版的《工业人的未来》(The Future of Industrial Man）和稍后的《公司的概念》(The Concept of the Corporation）及《新社会》(The New Society）这几本书中，德鲁克发展出此一论点：现代工业公司的工作能给人提供不仅仅以经济价值为基础的地位和意义。现代公司能提供一种群体感和公民身分感，同时仍能给个人带来尊严和尊重。他看到以装配线为重心的大量生产工作场所对雇员来说是一种去人性化的环境。就像卓别林（Charlie Chaplin）电影《摩登时代》(Modern Times）中的工厂工人，产业工人只不过是「标准化、可任意替换、没有地位、没有功能也没有个性的基层劳工」。这种劳动观点无法使社会正常运作：

社会要正常运作，须具备两个要件：一、必须赋予个别成员社会地位与功能；二、具决定性的社会权力，必须有正当性。前者为社会生活提供基本架构，亦即社会的目的舆意义，后者在此架构中塑造空间，也就是将社会具体化、创造社会机构。个人若未被赋予社会地位与社会功能，社会就不可能存在，只有大量的「社会原子」(social atoms )，在空间中漫无目的地游走。同样地，社会权力若不具正当性，社会组织也不可能存在，存在的只是一个由奴役和惯性维系的社会真空。(《工业人的未来》，2020年博雅出版， p.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