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正常的社会和博雅管理

——彼得·德鲁克的基本信念和价值观

邵明路

享誉世界的「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先生自认为，虽然他因为创建了管理学而广为人知，但他其实是一名社会生态学者，他真正关心的是个人在社会环境中的生存状况，管理则是新出现的用来改善社会和人生的工具。他一生至少写了39 本书，只有15本是管理的，其他都是有关社群（社区）、社会和政体的，而其中专门写工商企业管理的只有两本（《为成果而管理》和《创新与创业精神》）。

德鲁克深知人性是不完美的，因此人所创造的一切事物，包括人设计的社会也不可能完美。他对社会的期待和理想并不高，那只是一个较少痛苦、还可以容忍的社会。不过，社会还是要有基本的功能，为生活在其中的人提供可以正常生活和工作的条件，让个人有身分和地位。提供这些功能或条件，就好像一个生命体必须具备正常的生命特征，否则社会就不成其为社会了。

值得留意的是，社会并不等同于「国家（nation / state）」，因为「国（政府）」和「家（家庭）」不可能提供一个社会必要的各种职能。某些强大的国家却只拥有一个脆弱的和残缺的社会就是证明。在德鲁克眼里，在工业时代，功能正常的社会至少要由三大类机构组成：政府、企业和非营利机构，它们各自发挥不同性质的作用，各类中的每一个个别机构都要有能解决问题、令机构创造出独特绩效的权力中心和决策机制，这些权力中心和决策机制要让机构里的每个人各得其所，发挥长处，既有所担当、做出贡献，又得到生计和身分、地位。这些在过去的国家中从来没有过的权力中心和决策机制，或者说新的「政体」，就是「管理」（德鲁克把企业和非营利机构中的管理体制与政府的治理体制都统称为「政体」，是因为它们都掌握权力，但是，这是两种目的不同的权力。企业和非营利机构掌握的，是为了提供特定的产品和服务，而调配社会资源的权力；政府所拥有的，则是维护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的裁夺和干预权力）。

在美国克莱蒙大学附近，有一座小小的德鲁克纪念馆，走进这座用他的故居改成的纪念馆，正对客厅入口的显眼处有一段他的名言：

在一个由多元的组织构成的社会中，使我们的各种组织机构负责任地、独立自治地、高绩效地运作，是自由和尊严的唯一保障。有绩效的、负责任的管理是对抗和替代极权专制的唯一选择。

当年纪念馆落成时，德鲁克研究所的同事们问自己，如果要从德鲁克的著作中找出一段精鍊的话，概括这位大师的毕生工作对我们这个世界的意义，会是什么？他们最终选用了这段话。

如果你了解德鲁克的生平，了解他的基本信念和价值观形成的过程，你一定会同意他们的选择。从他的第一本书《经济人的终结》到他独自完成的最后一本书《正常运作的社会》之间，贯穿着一条抵制极权专制、捍卫个人自由和尊严的直线。这里极权的极是极端的极，不是集中的集，一字之差却有着重大区别，因为人类历史上由来已久的中央集权统治或者说威权统治，直到 20 世纪，随着人类的知识和能力突飞猛进，才有条件变种成极权主义。极权主义所谋求的，是从肉体到精神，全面、彻底地操纵和控制人类的每一个成员，去除他们的同情心和良知，把他们改造成实现个别极权主义统治者梦想的人形机器。在极权主义统治下，对领袖的忠诚就是一切，个人的思想、感情、愿望和目的都是多余和必须被消灭的。20 世纪给人类带来有史以来最大灾难和伤害的战争、革命和运动，不论是纳粹主义还是法西斯主义，都是极权主义的「杰作」，德鲁克青年时代经历的希特勒纳粹主义正是其中之一。要了解德鲁克的经历怎样影响了他的信念和价值观，最好去读他的 《旁观者》；要弄清什么是极权主义和为什么大众会拥护它，可以去读他的《经济人的终结》，该书的副标题是「极权主义的起源」。

好在历史的演变并不总是令人沮丧。工业革命以来，特别是从 1800 年开始，最近这两百年生产力呈加速度地提高，不但造就了物质的极大丰富，同时还带来社会结构的深刻改变，这就是德鲁克早在八十年前就敏锐地洞察和指出的，多元的、组织型的新社会的形成：新兴的企业和非营利机构填补了过去「国（政府）」和「家（家庭）」之间在社会结构方面的断层和空白，为现代国家提供了真正意义上的种种社会功能。在这个基础上，教育的普及和知识工作者的崛起，正在造就知识经济和知识社会，而信息科技成为这一切变化的加速器。需要说明，「知识型社会」和「知识工作者」都是德鲁克发明的称谓，「知识工作者」泛指具备和应用专门知识从事生产工作，为社会创造出有用产品和服务的人群，这包括企业家和在任何机构中的管理者、专业人士和技工，也包括社会上的独立执业人士，如会计师、律师、咨询师、培训师等等。在 21 世纪的今天，由于知识的发展和一再被扩大它们的应用领域，个人和个别机构不再是孤独无助的，他们因为掌握了某项知识，就拥有了选择的自由和影响他人的权力。知识工作者和由他们组成的知识性组织不再像传统的知识分子，知识工作者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们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可以主动地整合资源、建立自己的组织或新事业，创造价值，促成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层面的改变，而传统的知识分子则只能依附和受制于当时的统治当局，在统治当局提供的平台上才能有所作为。

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意义深远的变化，而且这个变化不仅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日本和其他民主国家，也发生在许多仍处在威权甚至极权统治下的发展中国家。在极权主义国家里，统治者出于本能，注定会视那些独立自主的组织和知识工作者为潜在的威胁，而予以打压甚至取缔，但是这样做的唯一后果就是社会和经济的空洞化，这将反过来破坏任何政权赖以生存的基础，最终导致极权主义自身的垮台。套用时兴的说法，当今民主和自由的时代潮流正席卷全球，势不可挡，任何貌似强大、不可一世的极权主义野心家都逃脱不了被它淹没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