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鲁克 管理需要基督教的价值观

Manfred J.Hoefle

曼弗雷德·J·柯夫

    “自由的唯一基础是基督教关于人性的概念：人都是不完美的、软弱的，人都是罪人，……然而，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人必须为自己的行动负责。”

（《工业人的未来》，110页，1942年）

    彼得·德鲁克是管理学理论大师，被称为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的一生横跨两个世纪（1909-2005），受过高等教育，是一位世界公民。他独具创新精神，一生撰写了三十九部著作，包括多部企业管理经典名著。他在诸多领域建树颇丰：他是一位睿智的观察家、一位孜孜不倦的终身学习者、教师、还是知名企业领导人的导师，同时还是一位以其名字命名、位于加利福尼亚克莱蒙特市管理学院的创办人（原文如此）。

    彼得·德鲁克的成就被众人传颂，但是他依然有着不为人知的一面，这也是本文要讨论的话题。他始终对自己的人生哲学三缄其口，也强烈反对别人称其为“管理学大师”。他不断地提出问题，而不是给出答案：他的教学方法是属于苏格拉底式的。最重要的是他基于对社会，尤其是大型企业的观察所提出的问题，以及他对这些观察到的现象的分析与思考；他对受到机构影响的人们如何将自己的结论付诸实践的分析与思考。德鲁克的支持者以前很少关注他的内在信念和动因。人们只有在他死后才提出了这方面的问题。

德鲁克早期对宗教和制度的兴趣

    彼得·德鲁克出生于维也纳，彼时奥匈帝国正分崩离析。他成长于一个思想开放、教育良好的家庭。父亲是经济部的高级公职人员，母亲曾经学医，同时也是一位天才音乐家。他的母亲全身心地投入到对他的培养中去，为他创造了一个有利于他在人文和智力等各全面发展的良好氛围。

    年轻的彼得·德鲁克对很多事情充满兴趣。高中毕业后，他为商业和经济刊物撰写的几篇文章立即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德鲁克在教学和写作方面显示出非凡的才能，同时在很多领域坚持终身学习：法律、神学、哲学、文学、历史、政治科学、政治制度、经济学与统计学乃至日本书法。

    年轻的彼得·德鲁克从自己经历的分崩离析的世界中很快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形成了自己的性格和思想。年轻时的彼得·德鲁克对三种相互冲突的观点印象深刻：

    1. 在博士论文《国际法对国家的合法性：对自我承诺与合约精神的批判性逻辑研究》（Die Rechtfertigung des Völkerrechts aus dem Staatswillen. Eine logisch-kritische Untersuchung der Selbstverpflichtungs-und Vereinbarungslehre）中，德鲁克分析了新兴的法律实证主义和主要代表人物汉斯·凯尔森（1881-1973）：1920年奥地利宪法的主要起草人。德鲁克认为这种专制主义和纯粹法学具有消极影响，同时相信所有法律都必须涉及基本的一般道德法则，即万民法。他的第一部科学著作反映了其终身信念，即每一种社会秩序都需要道德基础。

    2. 在第二部科学著作中，德鲁克讨论了弗里德里希·朱利斯·斯塔尔（1802-1861）的作品。斯塔尔是伟大的普鲁士法学哲学家和律师，在基督教世界观的基础上发展了法学理论和国家理论。斯塔尔的基本思想是：权力必须是合法且负责任的，同时建立于绝对道德价值观之上；这也是德鲁克终其一生所提倡的。德鲁克将这种原则运用于企业之中：他坚决主张，企业必须始终植根于社区之中（Gemeinschaft），并且融入社会（Gesellschaft）。

    3. 在他还是汉堡一家银行的实习职员时，彼得·德鲁克首次研究索伦·阿拜·克尔凯戈尔（1813-1855）的作品：克尔凯戈尔是一位存在主义哲学家、神学家、宗教散文家和基督教思想的拥护者，但人们对克尔凯戈尔知之甚少。德鲁克对这位神学个人主义者的方法论所吸引，即，将哲学作为反思基督教的一种工具。克尔凯戈尔认为，人类存在于精神生命和社会成员的动态关系之中。根据克尔凯戈尔的观点，是信仰使人们在精神中坚信，我们并不是独自存在于这个世界，我们的存在不仅是有意义的，而且拥有绝对性参照标准—上帝。一方面，承认恶是人性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共存是可接受的且依然有可能的，这成为彼得·德鲁克个人哲学的基本特征。

    就德鲁克自身而言，两位自由派思想家对其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一位是斐迪南·滕尼斯（1856-1936）：社会学家、政治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他认为人类或公民存在于身份（社区）和功能（社会）的相互关系之中，同时也是社区和社会中的成员。

    第二位是威廉·冯·洪堡（1767-1835）：柏林大学的创办人。根据他对法国大革命的分析，洪堡坚决主张限制国家政权，同时极力维护公民个人的自主权。彼得·德鲁克在有关社会问题的著作中反复提到这些观点。

    德鲁克在年仅30岁时，写了他的第一部著作。他在英国做了很多准备工作，之后移民到美国，于1939年出版了这部著作。《经济人的末日-极权主义的起源》显然是一部政治书籍，有其独到的结论：弥漫于欧洲的绝望为法西斯主义铺平了道路，适逢马克思主义的失败，这种经济体制无法给予人们生活的意义和目的，这一点在当时再清楚不过了。德鲁克察觉到“宗教无法在人们最需要它的时候发挥作用”，并且认为这是“欧洲时局中最令人沮丧的一面”。正如他所看到的一样，精神信仰的缺失使得民众趋向于极权主义所宣称的不切实际的虚假承诺以及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种世俗宗教。这部著作-在今天依然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在充分了解社会潜流的基础上，为德鲁克具有预言性的洞察力提供了早期证据：这种能力被证明是德鲁克的特长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