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明路先生推荐了德鲁克的五篇文章,是其思想的五块基石。其中“冷门的克尔凯郭尔”、“新的世界观”这两篇是第一级别,最基础的,也是最难读的,前者涉及信仰,后者是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以量子物理的角度就德鲁克的“新世界观”一章,与大家分享一下我个人的学习体会。以下是德鲁克新世界观的摘录:
整体是各部分的总和
笛卡尔的贡献,表现在两方面。第一,笛卡尔较为直白的说法就是「整体是各个部分的总和」。第二, 200年后,克尔文勋爵(Lord Kelvin)才能用这样一句话,重新定义笛卡尔的世界观:「我能测量的事物,我就能知晓(I know what I can measure)。」
如今,我们的所有学问、科学和艺术,都基于一套新的概念,这套概念和笛卡尔公理,以及从中发展而来的现代(近代)西方世界观格格不入。
以上是德鲁克著作《明日地标》第一章,或《功能社会》第13章,《新世界观》的摘录。邵先生要我就此谈一谈我的学习体会,奇妙的是本章的内容和我几十年来所感兴趣的量子物理一脉相承,处处都可得到印证。经过几十年的学习和体验,量子物理已经成为我的信仰,德鲁克学说也逐渐变成了我的俗教。
以下我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理解的量子物理世界。直接进入主题。 宇宙的一切,包括空间和时间,都起源于大爆炸。在大爆炸之“前”,一切均归于无。没有空间,没有时间,没有宇宙。(易经无极生太极) ,用日常经验思维,当然是无法理解。人类对物质世界的研究多于对灵魂的研究,灵魂是什么?假设灵魂就是量子,灵魂具备量子的特性:叠加、互补、塌缩、纠缠。什么叫量子纠缠?以下我分别举例说明量子的特性:
哥本哈根学派解释(量子力学正统解释)
互补原则
光是粒子还是波,亚里士多德提出光是一种气元的扰动。中国的《墨经》也提到过光,但是这些都是唯像的,不是科学。近代科学讨论这个问题是从惠更斯的“波动说”和牛顿的“粒子说”两大学派争论开始的,究竟光是波还是粒子。“杨氏双缝”,菲涅尔、麦克斯韦方程证明了光就是电磁波,这个时候光的波动说取得了胜利。后来,普朗克提出了量子概念,爱因斯坦提出光子,而且光电效应发现光子作为整体有动量、能量是不可分的,粒子学说又复活了,这个时候粒子学说占优势了。德布罗意说所有微观粒子,包括光子都具有波粒二象性,既有波动性,又有粒子性。哥本哈根学派做了著名的双缝实验,验证了量子力学的互补原理。我们来复盘一下双缝实验:
首先,双缝实验需要光源每次只发射一个光子,这样每次就只有一个光子通过双缝。如果在双缝后面放一个显示屏,那么我们就能观察到干涉条纹,说明光子具有波动性。如果我们把这个显示屏移走,放两个光子探测器,这时只有一个探测器能检测到光子,说明这个光子只通过了其中一条狭缝。所以,光子既可以有粒子性,又可以表现波动性,就看测量的装置是什么,是显示屏还是测量粒子性的仪器.测量方法不同,结果就不同,可以相互切换。但是,这些属性不能在同一次测量中被同时观察到,这就构成了玻尔提出的互补原理。
量子纠缠EPR效应
玻尔认为A和B原来是处在一个总自旋等于0的量子态,不管它们空间分开的距离有多么远,它仍然要处于这个状态,它们有内在的一种联系,你是割不断的,是空间分不开的,所以不能够单看A,单看B,你要AB一块看,所以世界是非局域的,不能分开看。那么到底自然界是局域的,还是非局域的,最后变成是哲学上的争论,哲学上的争论就谁也说不清了。我们用光学的办法,可以很轻易的制造EPR的量子对,然后在光纤里传播10KM,我们直接去看这两个粒子是否还有关联,确实有关联,这个证明量子力学是对的,幽灵般的超距作用确实存在,也就是说我对A作用B马上发生变化,这就叫做非局域性,或者叫做EPR的效应。EPR效应,我通常做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比如说一个母亲在北京,她的女儿在美国结了婚,在她女儿生孩子的那一瞬间,她在美国的母亲就自动变成了外婆,这个就是EPR效应。
量子力学是专门解决微观世界的事儿,牛顿的方程解读不了微观粒子的行为,人们就重新搞了一个方程,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薛定谔方程。
薛定谔方程()大体交代一下,罗马符号[Ψ(x,t)]带了两个自变量x和t,分别代表着位置和时间。 Ψ函数就是一个带着自变量x和t的一个函数,方程的一端是对函数Ψ自变量,时间t的一个微分方程。
薛老师没有研究明白方程的物理意义。波恩的解释是:“某个事件是否发生,只能用薛定谔方程算出这件事是否发生的概率”,薛定谔怒了,说我的方程不是概率,波恩反问,你自己说什么意思?薛定谔说不清楚,波恩说那就是概率。完全一样的电子通过同一个狭缝落在同一个荧光屏上,却落在了不同的位置上。虽然每个电子落的位置是无法确定的,但是可以计算出每个电子落在不同位置的大致概率。量子理论的先驱玻尔说上帝是投色子的。玻尔是当时哥本哈根学派的代表。这一派还包括前面讲的波恩、海德堡、泡利等人。他们认为量子理论是完备的,微观世界就是随机决定的。也就是说上帝是投色子的。
哥本哈根学派是这样解释的,电子的行为是由波函数[Ψ(x,t)]所决定的,而波函数的平方就是电子在时间t处于位置x的概率。就是说在不同的位置x,电子都有出现的概率。换一句话说,在任何一个时间t电子都可能出现在空间的任何一个位置。如果你非要问此刻电子到底在哪个位置,在没有对它进行观测之前,问这句话没有意义。如果你硬要问,哥本哈根学派就会回答:电子无处不在,而又无处在。它是以一定概率分布在整个空间之中的。只能算出来它在空间中大致的概率。这是电子本身性质决定的,不是我们信息不全造成的。
电子平常是一种叠加态,不观察它的时候,它是一种叠加态存在的,观察它的时候,它有可能落在这个点,也有可能落在另外一个点,就是说,在没有测量之前,它是各种位置的叠加状态,当你观测它的时候,它会以一种状态显示出来。
这个解释是很可怕的。它意味着电子在哪个位置最终由你的观测决定。你没观测前,电子处于各种位置的叠加态,每个位置都有存在它的概率,你用荧光屏一观察,它摇身一变,有可能亮在这儿,有可能亮在那儿,就是说是概率分布,是概率波,观察之后电子就坍塌成一个点了,就是一个真正的粒子了。于是就有了确切的位置,就是由观测来决定。
这个很重要,对哲学敏感的人就会很惊奇,就是观测者决定结果。这就是典型的唯心主义。其实,我们在谈论深层次问题的时候,还停留在浅层次的唯心、唯物,那你内心会很纠结。当时大哲学家康德就发现这个问题用哲学很难解释。他就说这事他们搞物理的人去说去吧,咱们搞哲学的人还是研究哲学吧。他躲避了这个事儿。其实严格的说,它是一个科学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哲学的问题。康德就说咱们就研究认识论,把宇宙的本源这些本质问题,这种高大上的问题让他们物理学家自己研究吧。
再举生活中的例子。一个男的,平时他确实也不好色,清心寡欲,都挺好。他身体挺好,精气神儿俱佳,平时可能投入到体育运动,或者是公益活动。你觉得他不好色,这个时候玻尔可能说:你敢不敢和我赌一下?如果他真不好色,我输你1万块钱。但是他要好色,你给我一万。那你就会反问说:你怎么能判断他是否好色?玻尔说:当然就是科学方法实验呀。在他面前摆一个美女诱惑他,看他什么反应。此时此刻你觉得他的胜算有多少?或许你会说这个实验很扯淡,人家本来就处于一个不好色的单一状态,如果你让这美女一诱惑,他心理状态改变了,而随之状态发生改变,表现出来好色的行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本来就是好色的。
大家注意,这时候玻尔的说法,他会问什么叫[本来]啊?如果没有观测,你怎么知道有一个[本来]?[本来]只有在你心中有,你这人很唯心。举的这个例子,你就没办法给哥本哈根学派贴唯心主义的标签。你在不观测的情况下,说[本来]这可能是最大的唯心主义,至少你是反科学的,不观测就认为某种东西存在,这与实证科学是背道而驰的。
从刚才那个例子,还能明白一个道理,就观测一个对象的同时也会影响这个对象。这就会导致测不准原理。测不准原理是量子力学的大话题。举个小例子,用温度计测量一杯水的温度,其实是不可能测量出准确温度的,因为只要你将温度计放到水里,温度计和水已经发生了热交换,达到了新的平衡温度,并不是测量前的水温了。
举个经济方面例子,生产要素除了在财务报表显性可见的人财物的财物成本之外,难道没有其他可以影响生产力的因素吗?显然不是,那些看不见的要素其实有很多,天时、地理位置、人脉…….冥冥之中这些隐形的要素可能是影响生产力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德鲁克对过程的重视是近乎于苛刻的,他致力于打破西方僵化的一成不变的秩序,这限制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成长,不进则退,西方的傲慢若不尽快改变则会走向衰败、堕落、死亡。德鲁克对社会发展的随机性的认识和危机感远远超出了管理的范畴。对那种乌托邦式的社会制度更是有超人的警觉,把人当作螺丝钉是邪恶的非人道的,剥离了人性的制度是个悲惨的世界。德鲁克反复强调给个人以平等、自由、成长、发展的空间是人的本质,所以他自称管理不是科学,若一定要用科学二字,那就是道德的科学。
德鲁克对笛卡尔的批判,对量子物理的认识和他的基督教信仰奠定了他的新世界观。德鲁克说“另一个最没有笛卡尔色彩的术语:「量子」。在量子物理学中,是以单一度量来呈现两个值:质量和能量、时间和距离、速度和方向,这一切都被融入一个无法分割的单一过程中”显然德鲁克对量子物理的认识比爱因斯坦对量子物理的认识深刻得多。爱因斯坦一生都是量子物理的反对派,然而五十年来大量的实验证明爱因斯坦是错的,可见僵化的决定论是多么的顽固。正如德鲁克所警觉的:还是笛卡尔的决定论占有主导地位。
为什么德鲁克追求一个尚可容忍的社会,就是说现实社会真是不可容忍。现实中,极端的理论、极端的宗教和政党也可以造就前苏联的辉煌,也正因如此才具有很强的煽动性和欺骗性。它描绘的乌托邦吸引着滚滚洪流,人们如潮水般地奔向远方的那盏明灯,却不知那是一条不归路。事实上,一个具体的个人的信仰,是要有人们自由选择决定论还是随机论的权力,否则,概率也就不称为概率了。终将有一天,人们会恍然大悟。从概率论来说,应该允许所有的人掷骰子。至少要有掷骰子的权力。但是,事实上现状是地球上现在有掷骰子权力的人是少数。
涉及到个人体验,2019年有两件有趣事,2019年6月26日邵先生和我一行六人,再次来到我们宿命中的德鲁克故居。一进入这既熟悉又陌生的故居,德鲁克老人家的音容笑貌似乎就在我们左右。邵先生立刻反客为主,慷慨激昂滔滔不绝地,像方济各教皇一样开始传道授惑。我不由自主地打断邵先生问:“您老说的这句话是德鲁克说的?还是您邵明路说的?我一直质疑。”邵先生信心满满的说:“当然是德鲁克说的,我找给你看。”
随后在书架上找到一本德鲁克的书,随手一翻说:就是这句。在场的人顿时惊呆。我本能地脱口而出:“要么他授权给你使用德鲁克的冠名权呢!”心中暗想又是一次量子纠缠。
另外一件事,我尽管年过古稀,但没有糖尿病,身体不错,从来没有低血糖出虚汗的经历。
但是,2019年12月29日我在以色列旅游,由于是安息日,一路塞车,比北京塞车还要严重,没有办法只好下车步行,距离大卫王墓还有五百米左右时,突然头晕盗汗,脚下无根。弟弟妹妹问我还能走吗?我问他们有没有吃的东西,他们说都放在车中。我小心翼翼坚持着慢慢前行,总算走到大卫王墓的大门前,我也觉得再没有气力参观大卫王墓了。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检票人给每人一块金币巧克力,弟弟妹妹和我一共三块巧克力,吃完,虚惊一场,老叟又精神焕发,在安息日本人完成了实地考察和体验一下具有四千年历史的犹太教和大卫王墓内的气场,似乎又是一次纠缠的体验。
三年来四大文明的实地考察真使我感到匆匆一生,人是多么微不足道,多么的无知。当然,信则有,不信则无。我之所以形成这样一种“左道旁门”的世界观,自然与自幼的成长环境和经历是分不开的。我们这一代人,不堪回首的年轻时代的悲催窘迫的画面,每每浮现在脑海,同时就会联想到那些冥冥之中曾经扶过我一把的贵人,他们是出于怜悯、不忍、还是同情,还是出于他们的本能,我说不清楚。实际上我和他们一样,看到比我更悲催的农民,也会本能的伸出手搀扶一把,是缘分,说不清楚,可能是量子纠缠吧。
我的信仰是来自量子物理,是概率论,量子物理实际上就是我的上帝,是一个绝对真理和通用宗教。德鲁克是我的俗教,我敬畏犹太教、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同时敬畏耶稣、释迦摩尼、穆罕默德。量子物理的儿子就是纠缠,就是我心中的概率。宗教是概率的一种特定方式,就是纠缠的塌缩形式。 世界上之所以有很多宗教就说明,天下不同,如德鲁克所言,笛卡尔僵化的决定论还是当今的普遍存在,就会发生德鲁克警惕的走向垄断,走向贪婪,走向集权。目前尚在肆虐疫情本身实际上就是苍天或概率论对人类的惩罚。正如甘地所说:“地球所提供的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要,但不足以填满每个人的欲望”,病毒就是因为人类过度的扩张和侵害其他的物种而造成的一种不平衡态,概率论就是重新修整不平衡,就当前的抗病毒,也存在两种方法,其实肌理就是笛卡尔的僵化的决定论和概率论。
我认为在灵魂世界里,灵魂与灵魂互相纠缠,能映射到与我关联并纠缠的灵魂。在“梦”中能体验到,别的灵魂对我的纠缠,导致我有反应。我相信量子纠缠能够解释人与人之间的缘分。
上面众多的例子可以看出,对德鲁克的新世界观的感应和体验,我们分别从不同的路径获得。德鲁克终生追求的是一个尚可容忍的社会。二战的经历,使他在冥冥之中,为了避免人类重蹈二战的灾难,避免极权主义的统治,为了释放人类的善意,穷尽毕生精力,笔耕不辍,以仁爱行天下。这也是我心之所往,也是我的信仰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