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洪  非营利性打工子弟学校 北京蒲公英中学校长 

基于错误的理由做正确的事

    引言9、“权力下放原则绝不仅仅是设计好工作，制造好产品，抑或提供好服务的方式，而是拓展人类在工作中得以全面发展的可能性，使人日臻完美的方式。”

    另加：1、“……我们文化的总体繁荣也人性尊严的发展为基础。”

     2、“致力于推动基于人的尊严、对人的尊重，以及提高人类共同利益的愿景。”

    3、“盗窃人们的决策和天赋会剥夺他们最基本的尊严——他们在工作中向他人展示最好的自己的能力。它还通过限制员工可做贡献的价值而从实际上掠夺了组织。”

      《管理实践中的尊重》一书中的精彩论述如滔滔大河，以上几段话是其中的几掬水，沁人肺腑，讲的都是“权力下放原则”与人的尊严的关系。

     作者之所以要说这些话，是有明确的针对性的，那就是针对管理中的另一个错误极端——把人工具化，浪费人的天赋，有辱人的尊严。为此，作者不仅充分论证了“权力下放“的重要性，并进一步讨论了”权力下放原则“的道德和精神根源。作者所担心的倾向是，企业领导很可能不接受深埋在权力下放原则背后的原则和精神根源，很实用地把这个从人的成长和尊严出发的”权力下放原则“演变成为单纯为提高效率和盈利的工具，而理想状态是”道德方面的‘应该’和经济技术能力方面的‘能够’都必须满足。“

    显然，这里提出了一个很严肃的担忧：在企业中，人可以被工具化，深刻的管理理念也可以被工具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是价值观所致，“对工作的目的和意义的认识是不可能没有价值观的“。价值观的不同是必然，也是基于人性的多样性。

    上述观点与我在第七课课堂讨论“联邦制”的时候存在的疑问是密切相关的。我的疑虑是既然美国在建国之前就基于对人性的认知构建了联邦主义，处心积虑地构建权力的分配和制约框架，又为什么在1890年前后还做出了剥夺印第安人土地的大规模残酷行动，并以西部牛仔侵犯性的开疆拓土为荣？不仅不存在对印第安人的尊重，连他们的人权性命都没有放在眼里。如此看来，联邦主义不是也沦为了一组特权阶层的工具吗？当这个工具被这样使用的时候，其中不可能没有价值观，而这样的价值观是必须受到质疑的。这里面也抽去了联邦制背后的精神根源。“错误的理由做正确的事“是最大的颠覆。”正确“是方法层面的，”错误“是价值观层面的。

    想到文革，也有很多“权力下放原则“做法，也有“一致性原则“，当时定义的”道德权威“也俘虏了无数人。哪里出了问题呢？

     这类问题的存在应该是发人深省的。此时想到道德在德鲁克思想中的位置，感到见到了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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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领导人，我们必须接受权力下放的原则。盗窃一个人做决策的权力或能力是错误的。这样做最终会毁掉公司，会使员工陷入取悦老板而不是满足客户的活动中。必须在最靠近客户的点上授权和制定决策。不过，没有权力框架的授权，则会导致混乱。”

     这段话的阐述很接地气，文中相关论证也非常详尽，很有说服力。姑且在理解的基础上梳理一下学校在这个方面的现状和尚需努力之处。权力下放和权力框架的授权一直是作为校长的可见的和不可见的核心工作之一。简要地自我评估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