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马克思一样，施塔尔深受黑格尔（Hegel）影响；尽管都源自黑格尔哲学，但两者继志述事却截然不同。施塔尔接受了理想主义国家观，认为这是道德观念的体现。后来亚当·冯·特罗特（Adam von Trott）也采用了这一观点（1944年7月20日希特勒暗杀事件之后，亚当冯特罗特被执行死刑）。善与恶的对立，正与反的敌对，黑格尔辩证地将其融合到一起，施塔尔则视其为有创造力的二元性。大约在20世纪30年代，“二元性”的观点盛行一时。德鲁克在施塔尔这篇文章中特意谈到了这一点。在宗教、社会学或其它领域，如此水火不容的紧张形势简直无以言表。雄才诡辩无法遮掩其精神层面的对立：成果丰硕亦是大势所趋；换以言之，我们必须认清它们的真正目的并将其合二为一。

在这个意义上说，权力和责任之间的古老关系（被严重误解的君权神授概念的真正本质）这一话题被施塔尔重新提起。施塔尔的“权力必须服从责任”这一观点给德鲁克留下深刻印象。这似乎是非理性的：承认“权力由责任决定”涉及到我们精神世界的根本，也就是说，这是我们的实质。

但是将此原则应用于实际生活的众多领域却毫不是非理性的。它表现为对我们的所有行为采取一种参于自由的态度，应用到经济学领域，正如沃尔特·拉瑟努（Walter Rathenau）所称，必将使“经济伦理化”。

这种参与意识是德鲁克的重要思想，也体现在他的关于权力行使的论述中。即使表面看来在谈论纯粹的商业或管理问题，他也总能将其与社会层面关联。社会秩序和个人在群体中的位置总是事关重大。

      正如德鲁克在四十年前写的那篇论文中指出的那样，（我记得是1931年夏天，德鲁克完成大学法律学业获得博士学位的前一年），施塔尔是个失败者，一个悲剧。实际上，俾斯麦统治下的德国（施塔尔过世后十年，即1870年建立起铁腕统治）自觉地完全否认了施塔尔。首先，他们驳斥了要在传统价值观与信念的基础上掌握不连贯性的观点。甚至否认了施塔尔将自由与责任相结合，与承担义务相结合的观点。然而，恰恰是这种掌握不连贯性观点（将自由与责任相结合的观点）吸引了年轻的德鲁克。显然，这些主题成为他的专攻主题，他已将其纳入当时与他思想相去甚远的领域。

回想起来，显然这一点（即掌握不连贯性、将自由和责任相结合）必然将其引领到他的毕生事业当中。对施塔尔的分析自然而然地过渡到对纳粹极端主义、巨大又可怕的非连贯性、以及未能找到一个结合点这一覆车之鉴的分析。1933年年初，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突击队员接管德国，在那艰难的岁月里，他写下《经济人的末日》一书并于1939年出版，此书分析了整个社会对拒绝承担责任的反应。他的下一本书，《工业人的未来》则回到德鲁克最初的主题上来。在很多方面，德鲁克是在试图为我们这个时代完成施塔尔为19世纪初期所做的工作。这本书的副标题是“保守之路”。它介绍如何塑造未来，书中的“保守主义”是他在研究施塔尔时所确立的概念：责无旁贷地在传统优秀价值观与信念的基础上塑造未来。然后此书顺理成章地寻求一个具有上述结合点的创新、且可持续的制度。对施塔尔而言，在19世纪早期，那一制度就是君主政体，或是一种传统社会的创立性制度。对于德鲁克而言，创作于二十世纪中叶，工商企业就是结构性的、决定性的、典型的组织。它担当创新重任、为公民提供身份和功能，而且还要使社会长久井然有序。回顾来看，从作为政治哲学家写施塔尔的德鲁克到到写《公司概念》的德鲁克（也就是从学生到分析家到管理学大师的历程），他所走的路可以说是必然、水到渠成的。他对责任的强调使他重新发现利润是企业责任。（此处他与沃尔特•拉瑟努（Walter Rathenau）不谋而合。早些时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之时，拉瑟努在《Von Kommenden Dingen》一书中提出将“利润”一词改为“责任”。）因此，许多德鲁克批评家感到困惑不解的是（在此书中他大谈经济，在彼书中又高谈阔论社会）本质上他到底是个普通人、作家还是思想家。不失时宜的是，他的最新力作《断层时代》，可以顾名思义，揭示了他思想中一贯含有，甚至重中之重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