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隆（Sloan）是位真正热情的人，以杰出且有效的高管和组织架构师而著称。他成了德鲁克的辅导员。德鲁克在通用汽车研究期间，斯隆邀请他参加底特律和纽约的许多管理会议。每次会后，德鲁克都要反思斯隆为什么会那么做。德鲁克分析了通用汽车新的分权管理结构，使用了影响美国制宪的重要概念，尤其是强调国家权利的联邦制、强大的行政长官以及对权力与权威的制衡。通用汽车公司由各个独立的公司组合而成，包括雪佛兰、庞蒂亚克、别克、凯迪拉克等公司，正如美国最初的13个殖民地由美国宪法统一到一起。斯隆以分权作为组织原则，并在保持中央控制的同时赋予每个公司（部门）自主权。德鲁克认为这类似于《联邦党人文集》中所阐述的概念，该文集包含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詹姆斯·麦迪逊和约翰·杰伊在1787年和1788年撰写的85篇论文，促使通过了美国宪法，支持包括行政、立法和司法职能在内的国家和州政府的设计模式。因斯隆设计的组织结构试图平衡分散运营（各个公司或部门）与中央控制（首席执行官办公室），德鲁克将其称为“联邦分权制”。尽管有些政策和决策需由高层管理（中央控制）制定，但每家公司都自主管理。因此，通用汽车的案例是一项关于“结构与宪法”的研究，涉及组织机构中权力和权威分配的普遍问题。

尽管如此，德鲁克明显正着手定义管理实践的研究。他视“公司”为一个新的和重要的社会机构，它正迅速发展并值得研究。公司因其对人民和社会生活的影响而不可忽视。这个新的社会机构需要与个人和国家的利益相结合，以促成由运作良好的组织所组成的社会。

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德鲁克与通用电气公司及其副总裁哈罗德·斯米迪（Harold Smiddy）和首席执行官拉尔夫·科迪纳（Ralph Cordiner）进行了广泛的合作。在朝鲜战争结束时，通用电气预计，从战时到和平时期的转变将引发消费者需求的爆炸式增长。问题是通用如何最佳地利用这种增长？答案就是采用德鲁克在通用汽车公司探索的联邦分权制，将它在通用电气所有部门实施。通用电气正是这么做的，并且成长壮大了。自科迪纳以来，几乎所有通用电气的首席执行官，包括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在内，都与彼得·德鲁克有过接触。

德鲁克1954年出版的经典力作《管理的实践》源自他与通用电气公司的合作。德鲁克甚至在其初版精装本的序言中，称哈罗德·斯米迪（Harold Smiddy）为该书的教父。在该书中，德鲁克对该学科和管理实践作了详细的阐述。

重要性

彼得·德鲁克去世时，他对管理实践的贡献在全球范围内已得到了众多媒体的赞扬，其中包括约翰·伯恩（JohnByrne）在2005年《商业周刊》中所发表的文章。文章中，管理巨头们评论了德鲁克的影响：杰克韦尔奇（JackWelch）——“全世界都知道他是上个世纪最伟大的管理思想家”；汤姆·彼得斯（Tom Peters）——“他是现代管理的创造者和发明者”；安德鲁·格罗夫（AndrewGrove）——“他的话语影响了众多日常行为，这些话语对我的影响已有几十年。”在谈及他对权力下放、人力资源、社会责任、知识工作者、公司作为人的社区、领导实践、以客户为中心的重要性等诸多领域的贡献时，伯恩补充道，“德鲁克对管理的意义犹如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对经济学或爱德华·戴明对质量的意义。”

德鲁克认为管理实践是20世纪在美国、德国和日本最重要的创新之一。2004年12月8日，国家公共电台的汤姆·阿什布鲁克（Tom Ashbrook）对他作了一次采访，这也是他生平最后一次接受采访。在采访中，他说道：

管理是一种新的社会功能，管理使组织化的社会成为可能。虽然企业管理最先出现，但它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非企业机构的管理，由此促成了发达的社会——医院、大学、教堂。它们也更有趣，因为它们必须通过结果来定义意义。在企业当中，盈利和亏损决定了结果的意义。你问我如何定义我正在与之合作的已由500名成员发展到6000名的大型教堂的结果？克莱蒙特大学的结果是什么？这些问题要重要得多、困难得多，也有意思的得多。

总之，管理作为一门理论学科，特别是作为一种实践，是现代社会的一项基本创新，因为它可能促成由运作良好的组织所组成的社会。彼得·德鲁克是其创始人和主要诠释者，因此德鲁克不仅是管理最重要的贡献者之一，也是20世纪最重要的创新者之一。

约瑟夫·马恰列洛（Joseph A. Maciariell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