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绩效精神》

德鲁克模式的主要目标是创建一个具有高度绩效精神的组织，而这只能在德鲁克所谓的“道德领域”中实现。为什么？因为它要求组织克服人类组织对堕落和衰退所表现出来的自然熵力。因此，他在《管理实践》中说道：

组织的目的是使“平凡的人做出不平凡的事”……但是能不能让普通人展现超凡的绩效，激发每个人潜在的优点，并且运用这些优点，协助组织其他成员表现得更好，换句话说，能否取长补短，是组织的一大考验。

具备高绩效精神的组织的管理者致力于做正确的事情（效率）和做成正确的事情（有效性）。这些管理者正直诚实，对组织的目的具有远见，关注机会，是变革的领导者，并遵循管理的基本任务、责任和实践。

《管理实践体系》

下文图1给出了德鲁克管理实践体系的每个要素。从图1我们可以看出，管理实践有许多中心点，而且要素间相互关联。可以说管理实践是相关要素的多中心聚合体，应被视为一个整体，以理解每个部分的作用和功能。

演化

彼得·德鲁克于1909年11月19日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曾就读于法兰克福大学，并于1932年获得国际法和公法专业法学博士学位。德国蒂宾根著名的摩尔出版社于1933年4月出版了他的第一部专著《保守国家理论》。施塔尔是柏林大学的德国法律哲学家和议员。他研究并撰写了有关政府机构的文章，并试图描述和宣传一个能够在连续性和变革之间取得平衡的机构化社会。在连续性和变革之间取得平衡，作为对动荡时代激进的不连续性的补救，成为德鲁克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主题，德鲁克对管理实践加以编纂并详细阐述，使其成为最大限度地减少动荡时期的破坏、造福社会的工具。德鲁克的专著一经出版立即被纳粹禁止。很久之后，这本专著才被马丁·车默斯（Martin M. Chemers）翻译成英文，并于2002年出版。德鲁克从专著遭禁和其它事件中预见了希特勒统治下德国的未来，他在1933年来到伦敦，在那里担任记者和投资银行分析员。他与多丽丝·施米茨（Doris Schmitz）在法兰克福相识，并于1937年在伦敦结婚。同年，他们搬到了美国。

1939年，德鲁克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主要著作《经济人的末日》，阐述了“经济人”作为组织化社会机构基础的失败，并解释了欧洲集体转向极权独裁——希特勒在德国，斯大林在俄罗斯，墨索里尼在意大利——以缓和经济人未能兑现其承诺后的绝望情绪。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在《伦敦时报文学副刊》的评论中对此书大加赞扬，并要求其官员都要阅读此书。丘吉尔与德鲁克十分相似，他“看到已经发生的未来。”他预见到英国首相尼维尔·张伯伦（NevilleChamberlain）在1938年慕尼黑协定中针对阿道夫·希特勒的绥靖政策永远不会带来和平，并警告与德国的战争迫在眉睫。丘吉尔于1939年5月27日在《伦敦时报文学副刊》上对该书的评论中说：

德鲁克先生是那些几乎任何事都可以得到赦免的作家之一，因为他不仅有自己的思想，而且还可以通过一连串启发性思维激发他人的思想……[他写过]一本书，将当代生活中突出的独裁统治与缺乏工作哲学这一当代思想中同样突出的问题成功地联系起来。（第306页）

《终极案例研究》

1943年1月之后的18个月里，德鲁克获得了一个机会，使他对工业社会、组织与个人的认识受到了重要影响。当时通用汽车公司董事长阿尔弗雷德·斯隆的助手唐纳森·布朗邀请他研究公司的结构和政策。唐纳德·布朗的邀请是因为他阅读了德鲁克于1942年出版的第二本重要著作《工业人的未来》，在书中德鲁克描述了一个运作良好的社会的一般要求，以及在新兴工业社会中的具体应用。

通用汽车项目最终促使德鲁克于1946年出版第一本重要的管理类书籍《公司的概念》，这本书在1990年重新发行。德鲁克认为这本书是“第一次将管理作为一门学科研究，第一次从大公司内部研究其立宪原则、结构、基本关系、战略和政策”。书中，德鲁克看到一个相对较新的机构——现代公司——将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从对社会有利的角度着手，本书的前提是“对美国有利的事也要对通用汽车有利。”虽然斯隆和通用汽车公司的高管认为德鲁克的建议过于激进，但这本书对全世界其他工业组织都产生了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