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的开放使有意识和无意识的思想充满了未来所需的丰富资源。但它不仅仅限于此：它还构建和澄清价值，它通过帮助人们在面对压力和不确定性时获得平静从而保护压力下的人们。在持续存在的危险、威胁和警报之中，意识的培养为人们的独立奠定了基础，并为其提供了置身事外的能力，使其在自身的经验背景下正确看待自己。随后，人们可以看清自己应有的各种义务和责任，以便能够在重要的事件中先解决紧急事件，并且有可能处理重要的事务。意识不是安慰的给予者，它恰恰相反。它是打扰者和唤醒者。能干的领导者通常都十分清醒且受到适度干扰。他们不寻求安慰，他们内心宁静。

领导者必须有更充足的信心面对未知——应该比下属更有信心。这在一定程度上是预知和准备，但它也是一个非常坚定的信念，即在现实生活的压力下，人们还可以发挥自己的创造性。

某类关于人类精神的伟大故事中戏剧性地讲述了这一点——耶稣在面对通奸的女人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耶稣像我们所有人一样普通，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我们所有人都具备的非凡的先知洞察力。他是领导者；他有一个目标——为人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激情。

在故事里，挑战耶稣领导地位的暴徒将这个女人丢到他面前。他们叫喊着，“根据‘法律’，我们要将她用乱石砸死。你怎么看？”耶稣必须作出决定；他必须在“正确的”情况下给出“正确的”答案，又能在达到目标的同时保住其领导地位。他的挑战者故意把这一情况摆在他面前。他是怎么做的呢？

他坐在那里在沙子中写着——适时而退。基于当时的压力并合理评估情况后，他采取了适时而退的策略，这使创造性的洞察力发挥作用。

他本可以选择其他方式；他本可以通过论证慈悲胜于酷刑来取悦暴徒。我们可以对此作一个合理的逻辑论证。如果他采取这样的做法会有什么结果？

他没有选择这样做。相反，他选择了适时而退，减轻压力——就在事情发生的当时——以便提高他对创造性洞察力的“意识”。于是他做出了一个伟大的决策，正是这个决策让这个故事流传了两千年之久：“让你们当中那个无罪的人砸下第一块石头。”

说服力——有时每次只说服一个人

领导者以奇妙的方式工作。有些人承担了对组织巨大的的责任，有些人则一次只能默默地与一个人打交道。例如生活在十八世纪中叶美国贵格会的约翰·伍尔曼。他因其期刊——一部文学经典而闻名于学术界。但是在我们感兴趣的领导力方面，他几乎单独地解决了基督教公谊会（贵格会）奴隶制的问题。

人们现在很难想象贵格会信徒是奴隶主，因为现如今确实难以想象有人会是奴隶主。我们这一代的人想知道，两百年后的社会将如何看待“是什么样的人构成了人类”。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想法。

但许多十八世纪的美国贵格会信徒都是富裕、保守的奴隶主，作为一名年轻人，约翰·伍尔曼为自己定了一个目标，即帮助他所热爱的社会摆脱这种可怕的现实。他成年后足有三十年（他活到五十二岁）主要致力于实现这一目标。在南北战争爆发近100年之前的1770年，贵格会信徒不再拥有奴隶了。

他的方法很独特。他没有发动大动荡或掀起抗议活动。他用一种温和但清晰而持久的方法去说服人们。

尽管约翰·伍尔曼身体不够强健，但多年来，他一直步行或骑马来往于东海岸拜访奴隶主，并完成了他的使命。他并非以一种引起奴隶主仇恨的方式谴责他们。相反，他所使用的方法的核心就是提出问题：蓄奴对你这样有道德的人有什么作用？你对你的孩子有什么样的约束？三十多年来，他坚持不懈地一对一、逐渐地来访、回访和渗入温和观点，终于使得奴隶制这一祸根从贵格会这一小社会中消失，这是美国第一个正式谴责并放弃奴隶制的教会组织。

人们想知道，如果有十五个约翰·伍尔曼，或者哪怕只有五个，他们穿梭于十八世纪的殖民地，一对一的用温和的非审判性的论证去“说服”人们，说服他们应该出于自愿来纠正错误，那将会是什么结果呢？也许我们便能就此避免造成六十万人伤亡和造成南方贫困的战争，以及由此产生的令人烦恼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在一百年之后仍然炙手可热，而且还毫无解决的迹象。我们现在可从历史的角度得知，如果1850那年哪怕只是轻微地缓和紧张局势，都有可能避免战争。只要有少数约翰·伍尔曼那样的人，“少数”几个即可，都有可能大有作为。具备说服力的领导拥有说服力而不是强制改变的美德。它的优点显而易见。

约翰·伍尔曼在一个对他来说无比黑暗的时代发挥了他的领导作用，那个时代就像如今我们这个无比黑暗的时代一样。我们无疑可以将他的努力作为今天的参考，据此假设贵格会信徒在道德上因这种方法而受到限制。在某种程度上，所有人都受到那样的限制——我敢打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