斐迪南·滕尼斯（1855-1936)

人们将斐迪南·滕尼斯看做是社会学的莫基者。滕尼斯最为世人熟知的作品是出版于1887年的《社区和社会》，这也是德鲁克在18岁时所说的“彻底改变了我的一生”的第二本书（第一本就是伯克的《法国大革命感想录》）：

纵使是一个完全无知的18岁的孩子也明白滕尼斯希望在其书中加以拯救的“有机的”社区——前工业化时代的乡村社区——早已一去不复返了。随着我自己在接下来几年里不断研究社区和社会，我对二者的概念也不同于膝尼斯的前工业时代的观点，事实上是前资本主义时代的观点，这些观点起源于18世纪德国的浪漫主义。但是，我从滕尼斯那里学到的——而且永远也不会忘记的——一点是，我们既需要社区也需要社会，社区是指一个每个个体都有地位的社区，社会是指一个每个个体能够发挥作用的社会。

德鲁克从滕尼斯那里得到了一个重要的讯息，那就是每个个体都需要有地位，都需要发挥作用。

滕尼斯的《社区和社会》一书清晰地阐述了一个关于人的关系的理论，这些关系围绕着两个主要的形式发生：社区和社会。这两种形式的关系都包括某种人的意志：基本的意志（社区）或者任意的意志（社会）。家庭关系是社区最显著的表现形式；因此，基本的意志就包括人们基于亲戚关系和本地联系在相互之间建立纽带的自然倾向。以经济为基础的关系涉及个人与他人交往（易货、贸易或者其他形式的互动）时做出的有意识的选择，这些都是社会性的关系。尽管滕尼斯认为人类的发展需要从一种形式（社区）到另一种形式（社会）的变动，但是其理论的核心是这两类关系共同存在的前提。

德鲁克知道，滕尼斯强调在社会内部维持社区感的重要性。人类需要在滕尼斯的著作中提出的理想类型之外找到替代性选择。正如德鲁克已经注意到的那样，理想化的前工业时代的社区是过往历史的产物，而滕尼斯所描述的资产阶级社会也同样过于类型化。在德鲁克所构想的由各种组织构成的有效运转的社会里，并不存在原子化的人，相互之间只是把对方视为经济交换的对象。滕尼斯提出的社区和社会原型表明，一个有效运转的工业化社会，在个人和个人所服务的组织之间需要形成某种家庭式、社区式的纽带。高度强调个体意义和集体意义的结合是德鲁克管理思想最重要的特征之一，这部分来源于滕尼斯对他的影响。

约翰·康芒斯（1862-1945)

约翰·康芒斯是一位经济学家，在芝加哥大学跟随理查德·埃利学习过。埃利和芝加哥大学的其他教授在一战之后一直抨击现代资本主义的不公平现象，特别是毫无节制的个人主义倾向，这种个人主义在操纵着美国强大的托拉斯的行业巨头那里体现得特别充分。康芒斯曾经在印第安纳大学、雪城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执教，他的思想对20世纪早期发生在威斯康星州的进步的劳工改革运动产生了影响。

尽管德鲁克并没有公开地说康芒斯也影响过他，但是他承认其社会生态学理论“与康芒斯的制度经济学的概念并没有太大差别”。康芒斯对于一个有效运转的工业化社区的追求，在德鲁克关于一个由组织构成的有效运作的社会的思想那里产生了共鸣。

康芒斯将工业化组织视为人的事业，他推崇的很多态度正是德鲁克在其著作中推崇的。康芒斯似乎早在1919年就已经预见到朝向知识社会的转变趋势：

新的美国承诺将发展成为一个教育高度发达的美国。“美国化”意味着工人独立性在工厂里的广泛传播。个人不再受制于老板，或者劳动力中介，或者黑帮大佬，倒是有可能期望自己掌控自己。人将表现出伟大的、非凡的个性特征。但是，在做到这一点之前，他们必须超越成千上万不如他们的人。 

德鲁克更关注的是白领工人，而康芒斯则更为清晰地阐明了工人（包括生产线上的工人）受教育的趋势。他和德鲁克一样观察到，不能理所当然地假定工人具有很高的忠诚度。“因此，教育、令人感兴趣的工作和忠诚度是一体的……忠诚度并不是对过往恩惠的感激和回报，也不是一种义务感，而是对互惠互利的期望。”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康芒斯指出，工作不仅是为了一份工资，而是为了尊严和意义。和德鲁克一样，康芒斯反对将产业工人当做“经济人”来看待这种过于简单化的看法，不能认为他们只是纯粹受酬劳多少和晋升快慢这种希望所驱动的“经济人”。